“金主任怎么来了？”
金德士不慌不忙地说：
“听说你们在做袜子啊？我想买一双穿穿。”
奶奶示意爸爸赶紧去拿袜子，爸爸说：
“妈，袜子没有了。只能现织。”
金德士听见了说：
“没关系没关系，长乐你把织袜机拿过来，坐在这织。”
爸爸赶紧去拿摇袜机，平时都是藏在楼上织的。爸爸把摇袜机拿下来，看着奶奶不知所措。奶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对爸爸说：
“快放下来，给金主任织双袜子！”
爸爸平时不太会织，都是奶奶在用，这会也只能坐下来笨手笨脚开始摆弄机器。奶奶就上前去帮忙。娘儿俩就在那一声不吭地织袜子，金德士在一旁心不在焉地坐着。漫长的半小时过去了，总算摇出来一双。奶奶把袜子双手递给金德士，说：
“金主任，织好了。特意加厚了一点。”
金德士把袜子一收，站起来，对爸爸说：
“你现在把摇袜机给砸了。像个男人行不行！这是男人干的活吗？”
爸爸正想辩解说他平时没在织，大奶奶拍了拍他后背，跟爸爸说：
“那就砸了吧，砸了吧。”
等爸爸砸完了摇袜机，金德士拍了拍屁股走了。临走前对奶奶说：
“要是你儿子说摇袜机不是他在用，那你就麻烦了。你用，那就是资产阶级复辟。你儿子用，他是家属，知错就改砸掉也就算了。懂不懂？”
大奶奶连声说：
“懂，懂，谢谢金主任！”
就这样，大奶奶家的摇袜机也被砸了。
后来出现了很多摇袜机，分布在各个村落里，有时候是相隔二十里的某个村的某户人家里。当然基本上不会出现在地主家。妈妈失去了自己的摇袜机，就去探听谁家还有摇袜机，好央求他们闲暇的时候可以让她摇几双袜子，为家里赚点外快。但一般都要跑到好几里外的村子里去摇，而且还要看人脸色和运气，终究不再是一个挣钱的门道。
于是妈妈和家人就只能靠下地干活赚工分了。她们早已体会到了农民的辛苦，而他们比农民还要卖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活下去。种田收割、挖坟改地、割草牵牛等等做不完的活。到了年底，村里大队一盘算，居然外婆家挣的工分最多！妈妈们都很兴奋，辛勤的付出终于有了结果，并且自己都没想过能拿第一名。结果换成钱，只拿到二十块，大家一下子就泄气了。
那时因为干的是集体的活，偷懒的人大有人在，反正一天算一天的活，干多干少一个样。有时候如果队长不在，队里边就更是十人九头目，大家都想当队长，因为当队长有利可图。当然，不包括地主家。劳动效率低下，但地主家的孩子不能偷懒，因为有人监督干活，一不小心就会成为批判对象。所以妈妈他们拼了命地干活，只想快点干完一个活，又可以去找其他的活挣工分。
这样干活把一家人累的死去活来，结果还吃不饱。妈妈那时候的梦想是拥有一台缝纫机。那样她就可以不用下地干活，一整天坐在缝纫机前给人们做衣裳，让大家有衣服穿，同时又能赚钱养家，安慰在夜里叹息的我的外婆。
而妈妈最快乐的事情是收到她亲爱的爸爸给她的来信。她又期盼外公的音信，又害怕打开那些信件，因为她怕看到外公在信中诉说监狱中的苦难，或者他的身体又出现了什么新的症状。每次看外公的信，妈妈总忍不住流泪，把外公的信件模糊成一片。
那时候每年外公总有几次会被带回乡里进行公审批斗，接受群众的教育，反省自己对劳苦大众造下的自己都不知道的罪孽。其实最主要的是要创造一种斗争的氛围。
每次碰到公审会，外婆总会趁此机会去看看外公，妈妈的兄弟姐妹们也都去看看爸爸，但是唯独妈妈不去，一个人留在家里。外婆开完公审大会回到家，就责怪妈妈：
“若菡你为什么不去？你知道爸爸有多想看到你？”
妈妈没说话，不知道该怎么说。她趴在桌子上写日记，她写道：“我不去是有原因的，我怕看到爸爸受罪，他看见我也会不好过的。我就不相信没有好好见面的机会，我们分别的时间不会太长”.
外婆接着说：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但是如果这是最后一次见爸爸呢？他的身体那么差。”
妈妈忽然悔悟，于是坐在煤油灯下悔恨着，不能原谅自己。
外公断断续续地来信，有时候几个月都没有一封。在信中更多提到的还是要求家里寄一些吃的东西过去，小虾皮、咸鱼鲞等等，希冀补充他日益虚弱的身体。还有就是保暖的衣物，有时候是一件背心，有时候只是一双袜子。但是他的需求仍然很少能够得到满足，因为家里还是穷啊！外公为自己的馋嘴感到羞愧，而外婆和妈妈们更感到内疚，连这点小小的愿望都不能足他。
外公年轻的时候希望成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甚至去战地当记者。当生活的苦难找上他的时候，他又自学了医术，希望成为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在他给家里写的信中，他总会要求他的孩子们经常读文学作品给外婆听，也是读给他们自己听，以安慰受伤的心灵。他经常温柔地批评妈妈的写作水平没有提高，给他写的信没有进步，用这种方式来激励他的孩子们不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