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当我们是文化土特产，我们还在争论文学高低？所以这种差距客观存在，并不是我们说一句‘不论高下’就能掩盖得了的！”
短短十分钟时间，课堂里就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立场——这也是张潮希望看到的。
从他个人角度来说，中国文学到底是否落后于日本文学，是一件并不值得讨论的事。首先创作是一件高度特化的艺术活动，整体水平与个别水平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其次，他也不认为获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或者本国文学在世界上排名如何就能代表国家兴衰和人群的文化素质，南美倒是能拉出好几个文学奖得主，马尔克斯、略萨、聂鲁达更是大师中的大师——但估计没几个中国人想做哥伦比亚人。
张潮是想通过这个讨论，窥探当代中国作家的精神一隅；也想通过讨论，破除某些执念。他很高兴的一点就是，至少没有人把“遣日使”这个词单纯作为贬义的象征符号进行简单的否定。
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边写边念道：“注意，讨论焦点是这篇文章的核心论点——中国文学是否只能依靠‘遣日’这种行动，才能完成转型或者升级。”
“我同意文章七成观点。”戴月行——也就是颜歌——拂了拂额前标志性的齐刘海，声音清亮：“日本文学真正值得学习的是工匠精神。据说讲谈社的编辑敢让新人作家修改二十七稿才刊发，我们的编辑连错别字都审不出来，专业性差距太大了。不过——”
她话锋一转：“把你排除在代表团外，就像遣唐使不带空海，注定取不回真经。”
教室里响起零星笑声。霍艳突然举手，这个第四届新概念作文比赛一等奖得主、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以学术见长的年轻姑娘语带锋芒：
“大家是不是忽略了一个本质问题？当我们在讨论‘遣日’的意义时，不论肯定还是否定，都已经默认了把文学的现代性等于西方性。为什么没人提议组织‘遣非使’去学非洲的斯瓦希里语口头文学？
但是在‘文学的现代性’方面，日本也不过是二道贩子。他们就是把卡夫卡、马尔克斯、普鲁斯特他们拼装组合一下，然后装进和式点心盒，端出来以后就告诉人们这就是‘亚洲最先进的文学’。
欧美的文学批评圈子，也是因为这个才格外认可日本文学。但我专业角度出发，真的不觉得日本文学有这么好——更不觉得日本文学能好过中国文学5倍——就像那个法兰克福书展‘亚洲文学潜力榜’显示的那样。”
张潮眼睛一亮，霍艳的这个观点确实别出心裁，让这次的讨论真正进入了“深水区”。
“但是这个点心盒卖到全世界了！会包装也是文学的一种！”在民营出版公司工作的“文学个体户”毕亮忍不住反驳：
“不说‘现代性’这么高级的词汇，就说出版——日本的文库本，64开，定价800日元，换算成人民币也不便宜，成本却只有中国的60%，但读者就是愿意买单——因为人家从设计到印刷，都有独到之处。
我以前曾经建议出版社模仿日本的文库本，在设计上多下功夫，但你知道总编说什么？‘中国读者认知水平还达不到，不需要’——所以到底是我们技不如人，还是骨子里就自卑？
我们向日本学习，未必是学人家怎么写，可能学学人家怎么包装自己更重要！”
张潮乐了，又有新观点出现了。确实，目前中国的出版物在“外观”上还是十分粗糙的——从封面设计到书本装帧，甚至都不如一些落后国家。
这时教室后排传来清脆掌声，一个身穿藏袍、袖口露出半挂佛珠的康巴汉子站起身，他叫罗布次仁，嗓音像雪山融水般清冽：“在LS八角街，印度香、尼泊尔铜器和义乌小商品都摆在同一家铺子。游客觉得都一样，都是我们当地的文化。
我却感觉到焦虑，这是一种金钱驱使下的商品同质化——说来说去，我们学习‘日本文学’目的就是为了成为第二个‘日本文学’吗？
如果‘遣日使’带回来的是像考试的‘答题模板’一样的‘文学发展模板’，那我回家放牦牛好了！”
“但模板能活人！”毕亮激动起来，“前几年我们引进的日本爱情《情书》，还是再版，结果首印三万册一周售罄。同期出版的本土文学，也是爱情主题——我就不说哪一部了——首印五千册还在仓库落灰。你知道编辑说什么？‘现在的，加点日式元素更好卖！’
我们讨论文学可以天马行空，但是真刀真枪到市场上去干，不学人家的怎么行？”
一直沉默的周嘉宁突然开口了，这个毕业于复大中文系的上海作家说道：“2003年我去参加过一个「亚洲青年作家论坛」，有位日本来的编辑问我‘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村上春树？’
我的回答是‘因为我们有王安忆。’当时只是一种‘急中生智’的胡乱应付，但现在想来，这个问题本身就像问东京为什么没有东方明珠——文学非要追求‘某某第二’，才是真正的精神屈服。”
教室里又陷入一阵沉默，互相说服不了对方的学员，都把目光看向张潮。
张潮梳理了一下刚刚众人的讨论，开口道：“首先，当我们用诺贝尔奖、海外销量、衍生品产值作为文学价值的丈量标尺时，是否正在把文学变成出版公司或者文化的财务报表？
身为「潮汐文化」这个文化公司最大的受益人，我个人倒是对此没有什么意见——但如果真是如此，那这次去日本的不该是‘青年作家’，而是‘青年编辑’才对吧？”
教室里响起了低笑声，毕亮的脸红了起来，不过还是很真诚地道道歉道：“不好意思，刚刚是我偏离了主题。可能是做编辑的经历影响了我，让我偏向于从编辑视角看待文学价值了。”
张潮笑着点点头，道：“没事，本来专业的编辑和优秀的作家都是相辅相成的。菲茨杰拉德就是在他的编辑的鞭策下，才完成《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本的。
——回到文章本身，就像霍艳刚刚说的那样‘文学的现代性等于西方性’，那‘日本文学的现代性也是西方的现代性吗’？它是不是真的值得中国作家去学习、借鉴？”
……
就在张潮满头大汗地给学员们上课时，鲁院的接待室里，坐着一个悠哉悠哉的中年人，喝着茶、吹着空调。
他是孙良一，《作协或派「文学遣日使」访日，为中国文学带回宝贵经验》的作者，来这里就是为了采访张潮，并且问出那个关键的问题：
「访日青年作家代表团」中没有你，有什么感受？